60年代初，翦伯赞等发表的关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多篇论文，揭示出1958年“史学革命”以来的不良后果，诸如否定封建社会历史、否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将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等，提出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必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写作史书。结果受到某些论者的强烈反对。黎澍很重视这些问题。他认为，解放后我们往往是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很不好。如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由于领导人干预，引起大批判，只有通过学术讨论或争论，才能澄清问题，推动学术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亲自组织了几篇文章，主要是有关农民战争史研究和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时引起轰动，成为众矢之的。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很重视，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不是偶然的。一由于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作出了伟大贡献；二由于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而封建时代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历次大规模农民战争都给封建王朝以沉重打击。毛泽东就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野史有之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而引起史家对古代农民战争的注意，从多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发表许多论文。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或重要的。但也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将农民战争现代化倾向，特别是在“史学革命”中，有人甚至提出“打破王朝体系”，以农民战争为主体重新改写中国的历史等，而忽视封建社会农民小生产的局限性和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及其最终不可能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问题。
关于农民战争史研究问题，黎澍同蔡美彪商量，并提供给他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点，请他写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从正面阐述了古代农民的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特点，农民战争的起因、要求、口号、作用、意义及其前途等问题，着重讨论了农民战争研究中的现代化倾向，并作了具体分析和批评。文章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发表，《人民日报》摘要报道，引起很大争论，反对者赞成者有之。我从来稿中选了几篇不同意见的，经黎澍同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开展讨论。其他报刊也有文章讨论。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总难忘怀。
一是山东历史研究所孙祚民，因发表批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否定农民皇权主义问题的文章而受到批评，并下放劳动锻炼。蔡文发表后，孙才从农村调回来，不久他寄来一文，表示同意蔡文的观点，同时进一步阐述了他原来的意见，主要是关于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此事又引起争论。二是刘桂五出差南京回来同我谈，那里军区某领导看了蔡文很生气，说我们就是靠农民战争胜利的，我们对农民很有感情，谁否定农民战争就是“反革命”。我当即作了说明，记得曾说，对农民有感情是一回事，研究农民战争史又是一回事，感情不能代替科学研究。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如果将古代战争史说得与我们的农民战争差不多，那么古代农民战争是没有前途的，或被镇压，或受招安，或转化为封建王朝，如刘邦、朱元璋即是，我是这样吗？那样的说法并不科学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我曾将此事告诉黎澍，他同意我的回答。并说，毛泽东也说过，古代农民战争往往是不自觉地成为改朝换代工具，也正说明那时的农民战争没有出路。当然，研究历史有时是会激发感情和义愤，但义愤并不能推进科学，还是应该冷静地研究分析。他还说，我们确实是依靠农民和农民战争获得胜利的，但如何使农民摆脱小生产的精神枷锁，并没有解决。建国后我们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而合作化一来又剥夺了。合作社实行集体劳动，而使用的仍然是相当落后的小农具，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劳动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造成浪费。公社化吃大锅饭，农民吃饭没有自由了。按照社会的发表，应该是分工越来越细，我们的人民公社则是封闭式的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的，自自足的，怎么进步？是的，农民对革命贡献最大，而建国后被折磨得最苦，这是我们在农村劳动时亲眼看到的。他认为研究农民战争史必须坚持历史主义，至于现实农村中的问题虽很严重，却不能谈，看来只有让历史检验和纠正了。
（选自《谔谔集》，丁守和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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